三条政策层次分明，如果前两条能够获得突破，第三条也就很有可能被严格实行。李晓西告诉记者，“碳关税”是指对高耗能的产品进口征收特别的二氧化碳排放关税，是一种新的贸易保护主义政策。

奥巴马政府的“绿色新政”还得到了国内明星企业的响应。就在能源巨头BP关闭其太阳能部门不久前，美国几家明星企业却在太阳能投资方面出手，如巴菲特收购了两个总值38亿美元的光伏电站、谷歌和KKR宣布将投资四个总计达88兆瓦的光伏电站。

中国的“绿色新政”应该如何着手？李晓西认为，发展新能源和节能减排是需要同时发展的两个方面。但从中国现实国情和发展阶段来看，节能减排或许可以起到相对更大的作用。

“新能源产业对研发的要求非常高，相伴而生的就是投资风险很大。而且即使新能源发展顺利，根据我国的资源构成，一定时期内恐怕也无法改变以煤、石油等传统能源为主的消费结构。”李晓西告诉记者。

制度为先

李晓西与绿色经济结缘还要从他研究能源资源说起。2000年“中国经济50人论坛”年会上，李晓西在其“新世纪我国战略性资源的状况和对策”主题演讲中，提出了石油、水资源、生物资源三大战略性资源。

对战略性资源的研究催发了李晓西对绿色经济的研究兴趣。李晓西发现，虽然大家意识到了绿色发展的重要性，但怎么才能让绿色发展真正落到实处？

对中国来说，政府、市场、技术三者都很重要，政府更重要。“尤其是地方政府，如果不关心绿色只关心GDP，那么这个事情是做不好的。”李晓西向记者坦言。

那又如何才能让地方政府去关心绿色经济？《中国绿色发展指数报告》提供了一种可能性，它用具体化的数量指标来判断区域经济绿色发展的程度与进程。如果中央政府能够在GDP考核之外，加入类似于绿色发展指数这样的指标作为地方政府的政绩考核，那么地方政府对发展绿色经济的积极性就有可能大大提高。

国际经验也表明，资源约束下经济增长方式转变，需要的并非是一个无为的政府，而是一个建立完善的相关政策、坚决推行转变政策的政府。李晓西告诉记者，如果政府能够通过先期政策把绿色市场先培育起来，那么企业的聪明才智便能够发挥出来，进而推动绿色经济的发展。

在市场方面，如果绿色政绩考核体系已经建立起来，那么在投资者做区域投资决策时，绿色发展指标也就会成为影响其投资决策的一个重要因素。这样企业与政府之间也就能够形成一个良性的循环。

因为在绿色发展指标低的地方，增长的低效益、环境的压力以及政府的不作为都将构成企业未来额外的投资成本，在这样的区域，随着国家提高环境成本，投资者将有可能陷于利润空间被压缩、投资效益被蚕食的困境。

在考核体系之外，李晓西认为还有三项制度安排对发展绿色经济来说非常重要。首先是资源性产品定价机制改革，在市场决定资源价格的情况下，资源价格很可能会上升，一方面促进企业和个人的节能减排，另一方面新能源的相对价格也就会因此下降。

其次，财税体制改革，发挥财税的激励和惩罚作用，考虑适当时机开征环境税，以及扩大对环境保护方面的财政投入。

最后是科技管理体制改革，鼓励企业积极参与绿色技术创新。李晓西认为，中国有广大的科研队伍，只要制度到位，技术并不是最大的门槛，通过与国际绿色企业合作，中国未来一段时期比较有发展前景的领域包括现代绿色农业、新能源汽车业和清洁能源化工业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