叙利亚有重蹈利比亚覆辙的危险，而伊朗冲击英国大使馆更恶化了中东地区的局势。如何理解不断蔓延的“阿拉伯之春”以及伊斯兰政党在一些国家的政治崛起，成为预测未来的钥匙。但是，这场貌似远离中国的运动恰恰为中国的能源安全带来冲击，同时作为美国在中东扩张战略的一部分，也对中国的地缘安全产生威胁。

　　人们可以看到，从北非经阿拉伯半岛到波斯湾，这一处于欧洲下腹部的地区，历来是近代帝国主义政策实施的枢纽地区，因此，人们习惯于从各种变异的西方视角来解读历史和现实的各种变化，针对本次从突尼斯开始的事件，国内最常见的解读重点都是围绕美国及其欧洲伙伴的意图、作为和政策后果，这一实质上的“后殖民主义”视角忽略导致和推动本次运动的关键因素，即本地区内发的动力，本地人民和各国内部的动力。此种意见还是将当前如此深广的历史运动解释为美欧操纵的局部变化，没有看到美欧面对局势所表现的暧昧与困惑。

　　从历史的角度看，本地区之前的各国内部政治构架基本是冷战时期的遗留物，这一历史遗产有三个主要方面：其一是战后兴起的阿拉伯复兴运动的遗产，这主要体现为以军人独裁为标志的僭主政治；其二是由于石油政治崛起而带来的国内经济发展及其社会后果，主要特征是基于第一点的分配不公；其三是当地各国政权与美欧西方世界或明或暗的合作关系。毋容讳言，整个20世纪本地区的各国社会虽有不小的现代化进步，但总体性质是压制性的，而由于内部权力话语斗争的激化，日益导致统治者与外部世界的脱节，而民众的不满则日益普遍。冷战结束，美苏对抗体制下的外部支持松懈，直接后果之一就是各国内部反抗运动的升级。

　　本地区最新出现的运动并非美国及其伙伴设计，这是一个立论的基点，因为反抗力量的核心具有浓厚的激进伊斯兰宗教色彩，这在从亨廷顿到本次事件评论的“文明冲突”论调中已有旁证。而根据最新的事件发展，无论是在突尼斯，还是埃及的选举中，激进伊斯兰背景的政党都获得了很大优势，这一局面对于美欧在本地区的重大利益实际上带来了很大的不确定性，这是美国在事件中一系列摇摆政策的根源：面对利益攸关的变化，不得不采取行动，但阿拉伯及伊斯兰民主潜在的反美反西方色彩又使其急迫的干预冲动有所顾虑。

　　2003年，美国发动了推翻萨达姆的伊拉克战争，而美国政策研究界神秘的“大中东”计划一度也令人谈而色变，但人们更应看到，美国及其盟友在本地区的军事冒险并非“茉莉花”以来的事件直接动力，恰恰相反，这些运动所推翻的恰恰不少是美国在本地区多年的政策基石，其可靠伙伴。埃以和解支持者的穆巴拉克是美国巴以政策的主要维护者，而即令卡扎菲本人，也早已告别过去，脱下了美国地区利益挑战者的面具。而如众所周知的是，像“穆斯林兄弟会”一类拥有强大运动推动力的组织，其强烈的激进伊斯兰宗教色彩很难定义为西方利益的合作者。

　　如果不带偏见地观察过去数十年来伊斯兰民主的真实过程，人们还会发现，从根本上说，伊斯兰民主，作为对地区对美欧主导的近代化和现代化进程的反弹，其一直具有某种反西方的底蕴。远者可以从霍梅尼革命后伊朗与欧美延续到现在的对抗看到证据，近者可以从包括哈马斯崛起在内的诸事项看到根苗。所谓大中东地区既是全球能源供应的关键地区，也是重要的地缘战略枢纽地区，最后，还是不可言明的国际恐怖主义扩散的关键地区，因此，美国及其盟友不会对地区局势袖手旁观，而是竭力希望影响其发展，这是自然而然的，但事变的发展未必可以为美国一手操控，其前途未必符合美国愿景，这也是必须注意的。

　　明乎以上各节，则人们展望地区未来就有了初步的立场。观察运动后各国国内力量的主体，我们看到，塑造未来的手并非单一，而是前所未有的内部力量的崛起。简而言之，可以说三种力量及其互动结果将决定变动中各国的未来：中产阶级、底层民众与军官团。

　　理解翻天覆地的“大中东”风云

　　作为前殖民地区，在殖民前时代的政治与制度遗产稀少，而殖民者带来和遗留的现代市民社会与其形式上欧美化的制度体系，即使在军人僭主时代，也在发挥作用，已成为当地社会的新传统，作为此次运动诉求对象的法律公正及选举政治，都可以看作这一力量的体现，其背后则是比较现代化的中产阶级人群。但这一群体的力量还是相对弱小的，而真正强大的是军官团和底层民众的力量，前者历来拥有监护社会发展，甚至左右进程的力量，而后者则是本次运动的真正着力点，也构成普遍的社会觉醒的主体。

　　中产阶级赋予运动以普世和合理的价值导向，以及国体和政体的正当性，而底层民众在宗教信仰与组织化力量的领导下，则拥有决定动乱还是稳定的能力，军官团的力量受到了削弱，但不可忽视，他们仍是内外都要争取的关键因素。特别是，考虑到本地区过去漫长的强人政治的传统，无论从推进稳定，还是从推动良性社会转型的角度看，他们都将继续扮演关键性的社会角色。

　　为了获取历史变革的利益，参与者不仅按照自己的观念与利益影响事变，也在为适应角色而改变自己，所以，伊斯兰民众、本地区中产阶级或军官团都在运动中对过去的定位有所改变，同时，美欧等外部力量也在努力寻找参与本地区未来的新观念和政策途径。虽然未来尚不能预言，但有一点是清楚的，即不论什么力量，要获得未来，则必须兼顾内部汹涌的觉醒民众与外部虎视眈眈的美欧力量，因此，某种内外的妥协政治将成为不可避免的现实主义选项，因此，对地区动荡的过度担忧其实是不必要的。

　　（作者为上海国防战略研究所研究员）

赵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