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清国的“资本”和资本主义，并非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而是政府公权力主导下、为了救亡图存而催生的。

　　当28岁的恭亲王在北京城内与英法联军谈判的时候，他受到两个刺激：一，老外居然有信用、可以讲道理；二、中国的落后，除了在船坚炮利方面不如人之外，还包括商业等更多方面。

　　在恭亲王主导的第一轮改革开放中，他的方针是“外须和戎，内须变法”。“外须和戎”，就是要创造一个良好的国际环境；“内须变法”，就是内部要进行改革。商业救国、实业救国等，就在这时开始提出来。

　　为了救亡的需要，当时的改革主导者其实夸大了资本、商业或者公司的力量。别人的资本主义，是生产力发展到那个阶段以后出现的东西，要救亡就必须要有这个东西。但是，中国的本土资本很弱很小，因此只能扶持。其实，“官督商办”之类，并非如主流说的，是权力对资本的剥夺，而是扶持。而且，在大量企业兴办中，国有资金率先投入，作为引导资金，很像我们现在的天使基金、孵化基金之类。这是当时发展的必需。

　　被忽视的文件

　　这种重视，绝对不是虚伪的，而有着极大的诚意。体制内外的很多人，将救国的希望很大程度上寄托在民营资本身上。

　　清政权对资本、尤其民营资本的重视，到甲午战争之后达到了高潮。甲午战争失败，人们一看，为什么输给小日本，拼命找原因，其中有个原因,就是民营资本不如人家。到1898年，对民营资本就开始给予更大的扶持力度。1898年11月颁布的《矿务铁路章程》，以法规的方式，第一次旗帜鲜明地提出，要支持民营经济、并且在这过程中警惕公权力的不当干涉：“矿路分三种办法，官办、商办、官商合办，而总不如商办。除未设局以前，业经开办者不计外，此后多得商办为主，官为设法招徕，尽力保护，仍不准干预该公司事权。”

　　可惜的是，这份文件一直不被学界重视。尤其需要注意的是，这份文件的发布，是在“戊戌政变”之后。政变之前的很多改革措施，在政变之后并没有中止，被中止的主要就是“百日维新”中那漫天飞的文件。看清这点，有助于全面理解戊戌政变的真相，走出康梁及后世的政治包装假象。

　　在中国这种官本位的社会，政府对企业的扶持，首先就体现在给民营企业家们“奖励”官职级别。政府设立了很多奖励投资的措施，精英阶层也欣赏这种东西。中国开天辟地以来，从来没有如此对商人重视过。

　　这种重视，绝对不是虚伪的，而有着极大的诚意。体制内外的很多人，将救国的希望很大程度上寄托在民营资本身上。当然，是否靠得住，另当别论。

　　《申报》1923年的时候，做了一个历史回顾：

　　“就政府对待实业之态度与影响言，60年中清末之9年为黄金时代，而民初之10年为黑暗时代。此由当局者有贤不肖之分，与国体无关。吾人虽酷爱共和，无所用其讳也。”

　　这是一个相当客观的评价。民初时期，在共和的大旗下，争权夺利，很多的东西不仅没有进步，反而退步了。当时，对民国的失望情绪弥漫了整个社会，如著名的国学大师王国维投湖自尽，就与这种情绪极度相关。辛亥革命的元勋蔡济民也曾写诗感慨：“风云变幻感沧桑，拒虎谁知又进狼；无量金钱无量血，可怜购得假共和。”甚至说：“回忆满清渐愧死，我从何处学佯狂！”

　　这些都表明了，清政府当年的确在全力扶持民营资本。而对于民营资本来说，公权力的介入，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也是必须的。

　　公权因何介入？

　　没有一种外在的约束机制能建立投资者之间的互信，仅有的约束都根基于家庭、家族等“熟人社会”网络，但也相当乏力。

　　中国传统上是个重农抑商的社会，即便到了晚清，民间也并没有真正的资本家，缺乏真正的民营资本。这与中国的文化很有关系，中国文化中缺乏一个机制推动商业合作、资本协同。少数的合作，都只局限在家族内部、乡党内部等“熟人社会”。张之洞评价说，“中国商人趋利，近则明、远则暗，见小欲速，势散力微”，这句话至今仍然适用。在座的企业家，不妨自我对照一下，是否如此。

　　“见小欲速”，我们基本只做“短平快”的投资，今天投资最好明天就能够有回报。“势散力微”，就是心不齐，只要两个人一起做，往往就做不成，一堆人一起做，则肯定互相掐，搞得一地鸡毛。在这个时候，公权力的介入，其实是提供了一种“第三方担保”。

　　如今很多经济学家和历史学家总说，公权力在经济领域的介入，都是罪恶的。这世界上哪里有绝对的东西呢？中国资本主义起步的时候，公权力就是必需的。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形式？因为，在中国的传统当中，缺乏公共信用平台。没有一种外在的约束机制能建立投资者之间的互信，仅有的约束都根基于家庭、家族等“熟人社会”网络，但也相当乏力，“杀熟”事件时有发生。

　　相对来说，公权力、以及执掌公权力的干部们，是几乎唯一的公共平台，多少能提供最为急需的信用管理和信用交易。晚清企业起步的时候，官方介入，其实也符合老板们的心愿，否则他们会感觉这个企业没有主心骨，很不靠谱。有政府搭台、干部参与，出了问题，至少还能找“市长”去主持公道，至少还会把那个跑路的抓回来还债。这就有了最基础的监督机制，虽然未必可靠，但总归比没有要强。不求全责备，这是我们对历史的应有态度。

　　这一阶段，公权力的介入，实际上是市场的需要、发展的需要、也是救亡的需要。

　　在提供信用平台、监督机制的同时，公权力还作为一种“生产要素”，在这时期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无论何种性质的资本，尤其是民营资本，其所从事的产业，都是新的，纺织厂、航运等等，都没有经验，必须摸着石头过河，并且要面对更为成熟和老到的西方竞争者。这时，公权力就发挥了自己的特色“给政策”，只要你投资办实业，就给你一定的市场垄断权，这就是所谓的“专利”。晚清几乎每个行业，无论是官办企业还是商办企业，几乎都有这样的“专利”安排，这成为扶持企业起步的关键要素。至少在起步阶段，这并非限制竞争，而是鼓励投资。

　　比如招商局，中央下一个文件，将政府相关的运输业务，如漕粮北运等，指定由招商局承办。这种专营业务，成为招商局与美资的旗昌轮船公司大打价格战的关键支撑。无论从经营到管理，招商局其实都不如旗昌，如果没有这种来自政府支持的垄断业务，他早被人家灭了。

　　在起步阶段，政府以政策来投资。这也是权力作为生产要素的“市场”的特殊性，不能拿完全市场经济的普遍规则去预测。这是中国资本主义起步阶段的特殊性，从道义上对此判断毫无意义，它就是一种历史事实，发展因它，滞碍也是因它。政策作为投资要素之外，还有一种真正的投资：那就是国有资金的先期引导。很多所谓“官督商办”的企业，如招商局等，其启动资金多来自于国有资本。现在有人总指责“官督商办”，似乎是公权力干涉私营经济，但实际上，很多这类企业中，都有国资在内，甚至起到主导的作用，作为出资方，政府为什么不能监督呢？当然，如何监督以及监督的效率是另一回事。

雪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