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30日，是日本政府颁布能源计划的截止期，但民主党野田政府丧失了发布新的基本能源计划的机会。由于“零核电目标”遭到日本一些商业游说团体和地方政府的强烈反对，野田政府于9月19日宣布将对刚刚于9月14日颁布的“能源和环境创新战略”进行修补。由于政治上的不确定性，日本新的基本能源计划最终可能在今年年底政府换届之后颁布。如果野田政府不能连任，日本的新能源目标可能会发生变化。
“能源和环境创新战略”报告主推零核目标
9月14日，野田政府的能源环境委员会颁布了一个名为“能源和环境创新战略”的报告，该报告被视为新基本能源计划的核心内容。报告的基本方针是，努力降低对核能和化石燃料的依赖，最大限度地发挥绿色能源的作用，如提高能源利用率和发展可再生能源。所谓的“创新战略”主要有以下3个目标：
第一是实现零核计划。利用一切政策资源，如核燃料循环政策、维护和加强人力资源和技术、加强国际间的合作交流、加强地方核电设施的管理、系统的核电项目损害赔偿责任制度等，最终在21世纪30年代淘汰核电，实现零核电厂的目标。同时，确保核电站操作安全，将核电作为重要电源。
第二是实现绿色能源革命。在2012年年底前建立一个新的“绿色能源发展政策框架”，框架将包括不同利益相关者，发挥主导作用，大力推进“绿色增长战略”，推动社会制度转向，计划到2030年可再生能源消费量超过3000亿kWh，接近2010年消费量的3倍。将绿色能源逐步发展为社会的基础能源，确保社会能源稳定供应，保护全球环境，并鼓励建立一个发展经济的新部门。同时，进行节电和节能工作，到2030年实现电力消费量较2010年降低1100亿kWh，能源消费量较2010年降低7200万kl（油当量）。
第三是稳定的能源供应。为实现第一和第二目标，确保能源稳定供应是十分重要的问题。通过化石燃料确保电力供应充足，提高能源利用效率。推进热发电，如LNG热力发电、煤炭热力发电、适当的使用电源组合。推广集约用热，包括热电联产。同时，加快新一代能源技术的研究和开发。此外，报告还提到电力系统改革和稳步实施全球变暖对策。
日本零核目标恐难实现
“能源和环境创新战略”的报告公布不到5天，野田政府9月19日就决定放弃零核计划，而后宣布“基本能源计划”将在“能源和环境创新战略”基础上不断验证和修订，保证计划实施的灵活性，这使得日本能源新政策依然模糊。日本政府颁布能源计划的截止期，继8月底和9月底两次时限之后将再次延迟。
野田政府能源新政策的流产是必然的。
首先，尽管“3.11”大地震引发的核事故对日本民众造成极大心理创伤，但是日本不可能完全弃核。日本“3.11”灾难引发核电危机，50座在役的核电站被迫逐步关停，今年5~7月甚至全部关闭，从而导致去年和今年夏天供电紧张和电价飞涨。今年以来，日本上下对能源战略调整展开了举国的大讨论，核电的去留是焦点所在。据统计，接近70%的民众反对发展核电。支持核电的商界人士，主要包括日本经济团体联合会等3大主要商业游说组织。他们担心政府会被民意绑架而做出不利于核电发展的决策。他们认为，核电是稳定电力供应“最经济、最现实、最有效”的途径；零核目标会对经济产生很多不利影响，如制造业的失业率上升；零核目标是为改选提高人气的手段，而非坚定的政策承诺。
第二，野田政府推出的“创新战略”报告自相矛盾。首先，政府当局表示将继续核燃料循环项目，从使用过的核燃料中提取钚，用于快速增殖反应堆。但是从理论上说，如果日本要逐步淘汰核电，未来将不需要进行核燃料循环钚项目。同时，政府当局还表示，允许正在建设的两个核反应堆修建至完工。
第三，2030年节电10%的目标难以实现。日本核电占电力需求的比例在“3.11”大地震之前实际上已达26%，按原先的规划2030年时将达45%。野田政府颁布“能源和环境创新战略”之前，日本热议的电力结构方案有4个，2030年时核电的比例分别为0%、15%、20~25%和35%，4个方案均考虑了节能因素，即日本2030年的电力需求将比2010年低10%。但实际上，即使考虑了技术提高和消费节能，预期也难以现实。日本新日石公司（JXE）和日本能源经济研究所（IEEJ）的分析认为，最终可能的方案是控制核电发展而不是放弃，核电比例控制在15%~25%是较可能的方案，因为“完全没有核电的现实与核电太多的担忧，老百姓均不能接受”。
日本新的能源政策将拖至明年公布
受大选影响，野田政府不可能再发布新的基本能源计划。预计新内阁将于2012年底组成，能源计划有望于明年年初公布。
日本众多选民认为，日本目前需要振兴经济，解决迫在眉睫的问题，如失业率上升、收入下降、增加社会福利开支和恢复财政金融。民主党和自民党的观点有很大的不同。野田所在的民主党理念是“重新分配资源”，着力于儿童福利、区域资源、社会福利以及提高消费税问题；但是很少关注商界问题，使得日本经济停滞。
日本最大的反对党自民党则针对日本经济困境，提出了“复兴经济”的口号，符合选民意愿，同时得到商界支持。自民党有望在下届国会下议院大选中获胜，其党首安倍晋三将可能出任下一任首相。能源政策方面，不像野田政府，自民党安倍晋三的观点是，维持核电发展，直到技术成熟和基础设施完善后可以利用可再生能源。包括费氏能源在内的能源机构也呼吁，日本新的基本能源计划应该更加重视核电在日本经济短期和长期发展中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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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早期核电发展回顾
二战结束后，作为“战败国”，日本被联合国全面禁止涉足核技术的研究、开发。然而，1953年4月，随着《旧金山合约》生效，日本研究核技术的禁令被解除了。
这成为日本核电发展的起点。1954年3月，中曾根康弘等4位议员向国会提出“原子力研发预算案”获通过。1955年12月，日本《原子力基本法》出台。从法律上为日本发展核电铺平了道路。
不过，尽管日本的决策者们全力推动，然而对“战败国”日本来说，从战后初期的“谈核色变”，到突破禁忌的“核脱敏”，从确立核电的政治正确性到正式立法上马，以一己之力断难实现。
1953年12月，届时的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在联合国大会上发表演说，更是直白地宣示美国将支持日本发展核电。该演说的标题是《原子能为和平服务》，而演说核心内容，是“帮助无核国家获得和平利用核能技术”。
1956年，基于《原子力基本法》，政府设立了“原子力委员会”，而委员长由日本最具影响力的报纸《读卖新闻》前社长正力松太郎担任。翌年5月，他就任新设的内阁官厅科学技术厅（现文部科学省）首任长官。
接下来的日本首相田中角荣，作为战后日本“总设计师”，对国家的能源发展战略有一整套构想。加上其掌实权的年代大致在第一次石油危机前后，他的确看到了对石油依存的脆弱性。因此，他也从能源安全的角度，力挺核电，1969年，不惜以自民党干事长之尊，亲自为东京电力公司柏崎刈羽核电站的建设招商引资。1974年6月，在田中政权已呈末期症状的情况下，还主导出台了电源三法案（《电源开发促进税法》、《特别会计法》、《发电设施周边地域整备法》），以期为核电建设创造更圆滑的法律环境。
如此，经过1970年代两度石油危机，日本能源结构开始呈核电“一边倒”症状，终至积重难返。
1979年美国三哩岛核事故和1986年前苏联切尔诺贝利核事故，使世界主要核电大国陷入困顿期，欧洲国家则开始出现脱离核电的倾向。但事件对日本影响却微乎其微，直到1997年，日本始终以年平均装机150MW的速度不断扩大核电事业的规模。
1990年代日本泡沫经济崩溃后，电力需求不足导致核电发展减速。与此同时，随着财政赤字日益加剧，反核电舆论开始升级。不过对某些拟建项目，出于纯市场、经济因素的考虑，甚至电力公司本身也未必情愿。因此，既定的核电建设丝毫不受影响，依然顺次上马。
有马哲夫所著《原发、正力、CIA——从机密文书读昭和的里面史》一书中，记录了一个耐人寻味的故事：1997年，担任过政府原子力政策专家委员会委员的九州大学副校长吉冈齐教授应邀出席一个科技厅主持召开的恳谈会，主题是文殊高速增殖反应堆火灾事故后，检讨该堆型的存废问题。“可是，就在讨论过程中，自民党突然决定了存续的方针。结果，恳谈会只好追认了该方针了事。”吉冈齐教授说，“简直搞不懂，我们的讨论究竟算怎么一回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