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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恐怖工厂”

1月26日，《纽约时报》A1版头条以“In China，Human Costs Are Built Into an iPad”为题，披露了苹果在中国组装iPad和iPhone的工厂剥削工人的现象。这一采访了36位现任或前任苹果雇员及苹果供应商的深度调查报道，重新点燃了媒体对苹果“血汗工厂”的兴趣。

被称为美国2010年度最具影响力男性的斯图尔特（Jon Stewart）在喜剧中心电视台（Comedy Central）的脱口秀节目里，把苹果巨大的利润幕后的富士康工厂讥讽为“恐怖工厂”（Fear Factory），这次公共关系事件对苹果造成的打击因而又被推高了一个层级。（编注：在截至去年12月的财季，苹果公司的销售额和利润都创下了新纪录。其中销售额大涨了73%，至463亿美元；利润则翻了一倍还多，至131亿美元。根据数据提供商Capital IQ的数据，这一业绩使得苹果的现金储备达到了976亿美元。）

苹果面临的问题在于，在幽默而令人震惊的新闻标题背后，有关中国大陆工厂的很多真相被揭露了出来，这足以令苹果的客户感到被冒犯，并最终对该公司的金字招牌造成损害。（编注：根据《纽约时报》进行的一项全国性调查，56%的受调查者认为苹果公司完美无缺；14%的人认为苹果公司最大的缺点是它的产品过于昂贵；只有2%的回应者提到了海外劳动力问题。）

出厂速度

堪忧的是，追究责任以及改进当前的状况远非易事。（编注：一些苹果的前任高管向《纽约时报》透露，违规情况屡屡发生的原因之一是，一旦苹果与核心供应商发生冲突，或影响到新产品出厂的速度，从而威胁苹果的竞争优势。据《纽约时报》披露，去年10月去世的乔布斯在2010年一次业内会议中曾谈及苹果与供应商的关系：“我认为苹果对于其供应链各个公司的工作条件的了解以及付出的努力，恐怕是业内做得最好的。”）

《纽约时报》的重磅报道出炉后，苹果的首席执行长库克随即给全体员工发出电邮，对有关供应商不安全工作条件的报道表达了极端愤慨，并承诺加强审计。（编注：在外界的一再要求下，本月初，苹果公司首次公布了全部主要供应商的名单。但苹果并未公布其间接供应商的名单。此外，在公布的供应商名单中，苹果没有透露任何有关其工厂地点的信息。不仅如此，权益组织表示，他们曾试图检查苹果供应商的运营情况，但却被告知其将无法踏入大门一步，而这一禁令直接来自于苹果公司。）

姑且不论“愤慨”是否能打消外界的质疑，应该记住的是，苹果只是以富士康为组装供应商的众多国际公司当中的一个，其他公司还包括诺基亚、戴尔和微软等。

2010年，富士康工厂就曾发生过一系列员工自杀事件，当时媒体对此进行过广泛报道。富士康在中国的雇员人数逾100万。

自杀事件发生之后，富士康不但给员工加薪，还开通了帮助热线，拉上了安全网，防止员工跳楼。富士康员工的底薪从每月1200元提高到了2000元。但这些显然未能阻止媒体继续“口诛笔伐”。

因为“体积庞大”的缘故，富士康每每吸引众多关注的目光。在富士康深圳厂区工作和生活的员工数量超过了30万，相当于一个小镇的人口。（编注：1月22日出版的《纽约时报》披露，2011年2月，在美国总统奥巴马参与的硅谷杰出人物聚餐上，奥巴马向当时仍在世的苹果创始人乔布斯提了一个问题：为什么不能让苹果iPhone、iPad在美国制造？为什么不能把这些工作机会带回家？当时，乔布斯给出了一个非常明确的答案：“这些工作不会回来。”《纽约时报》为此列举了一个细节：某次，就在iPhone上架销售前几周，苹果改进了制造设计，主要是涉及显示屏的设计，这使得此前准备的组装线要彻底重置。新的显示屏近半夜才被送到中国工厂。当夜，工厂领班立即叫醒了8000名工人，每人发了一杯茶和一包饼干。这些工人在半夜12点换班中，半小时即到位将新的显示屏装入机器。仅仅96小时，该工厂完成了日产10万台的iPhone量。）

中国式转型

尽管工人们住的很可能仍是局促的公共宿舍，但过去10年来，深圳已经转变成一个高楼林立、地铁发达、路上新车川流不息的城市。

在中国引人注目的经济发展的幕后，有大约1.2亿农民工在辛苦劳作，他们大多在条件艰苦的厂区里生活和工作。

农民工面临的苦闷前景是，由于数十年来存在的户口制度，他们不能像当地人一样享受住房、教育、医疗等居民福利，差不多成了二等公民。

中国的工业转型已经进行了20余年，在中国开始工业化进程之初，这样一种体系或许还能说得通，但眼下这样做，不可避免地在促使紧张关系升级。

户口制度的另一个不良后果是，它使农民工家庭难以在新的地方安置下来。估计有5800万农民工子女成为留守儿童，由亲戚或福利院照顾。

围绕改革户口制度反复进行了讨论，但目前为止却没有什么实际行动。其面临的一个难题是，不仅是企业从户口制度带来的顺从的廉价劳动力中获益，地方政府也得到了好处。任何改革都将意味着收入进行重新分配！

然而，众所周知，中国需要恢复经济的平衡，以便从投资向消费倾斜。中国的经济在全球表现突出，而家庭消费率却处于前所未有的低点，只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GDP）的36%。

看起来再明显不过的是，第一步将是解除对这些农民工的束缚，允许他们安居乐业。记者最近在走访广东惠州期间体会到了中国失衡经济的现实。在那里，工厂旁边就是不断扩张的尚无人居住的住宅楼。

对此类现象常见的回答是，中国缺乏推进户口改革所需的政治共识。

与此同时，苹果和其他跨国公司会辩称，它们只是在遵守当地的规定。

这或许可以理解，但这种局面还能维持多久，特别是如果它开始冒犯具有社会责任感的苹果消费者的时候？

毕竟，如果消费者心甘情愿要求购买有机柴鸡蛋，那么距离他们要求购买由有基本尊严的工人所生产的智能手机或许也不太远了。

这一事件的发展还有待观察。这回不太可能是苹果或中国政府方面在这个棘手问题上的最终发言。

随着国际媒体把目光转移到中国条件恶劣的制造业，中国方面也势必将为此感到不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