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上海方面的安排，上海约有200家企业参加此次试点，初步预计，这些企业的二氧化碳排放总量约为1.1亿吨，占到全上海的“半壁江山”。

上海试点时间为2013年至2015年，其中2013年为起步试点交易，2015年进行总结评价和完善。而今年下半年到明年上半年是上海全面推进试点工作的关键时期。下一阶段上海将加快制定出台上海碳排放交易管理办法等规章制度，科学核定企业碳排放基数，明确碳排放合理分配方法，加快碳排放电子报送系统、配额登记注册系统和交易系统等基础支撑体系建设。

“碳排放管理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对一个国家的发电和运输等国计民生行业，以及制造业等消纳就业的重点行业，影响非常巨大，可谓牵一发而动全身。”主攻环境与新能源政策的斯坦福大学环境与土木工程系博士于洋称，在实施碳排放交易试点过程中，应周密考虑可能会遇到的难点。

于洋认为，环保预算是否会被碳交易所挤压，企业成本有无上升，居民生活和就业是否会受影响都需要考虑。“经济下行期，这些问题尤其需要在试点过程中进行监测，注意碳排放交易对整体经济的影响。”

于洋同时提出，在碳交易的初期，碳价格低、交易量少未必是坏事，而是正常的市场选择。

于洋此前曾参与世界资源研究所北京办公室（World Resource Institute Beijing Office）的中小企业节能项目融资项目，以及美国加州电网的新能源整合项目。

碳管理政策的挤占效应

东方早报：怎么看待上海碳排放交易市场的前景？

于洋：上海试点有政策意义，为研究碳排放对中国制造业、就业和物价等可能存在的影响，提供了重要依据；同时，也可间接地辅助上海产业升级和产业结构调整。

市场前景并非该政策的核心和关键。通过试点，研究平衡经济发展、产业结构合理化和节能减排三方面的碳管理机制，探索具有中国特色的应对国际碳减排压力的策略，才是更大的意义所在。我认为，该政策的重点和焦点不应集中在交易价格高低和交易量多寡上，而更应当关注政策实施过程中未预期到的难点，跟踪监控该政策对上海市经济发展、产业和就业结构，以及物价的影响。

与此同时，还要研究碳排放交易对其他环境管理政策的影响，研究碳管理政策是否会挤占其他污染物控制政策的环保预算，是否会影响政府应对其他一些亟须整治的环境污染问题的能力，是否能通过碳交易形成一个成体系、全方位的节能减排和环保的政策框架。

东方早报：2013年开始实施碳排放交易试点，时机如何？

于洋：中国是发展中国家，根据京都议定书，并没有议定书附录一中的发达国家同等的碳减排义务；同时，较宽松的环境政策和碳排放标准，是中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在国际市场分工中的比较优势之一，对中国招商引资、经济发展和摆脱贫困有着相当意义。

然而， 随着经济迅猛发展，能耗和碳排放量快速升高，中国承受的国际压力也逐渐加剧。此时选择最发达的上海地区推行碳交易试点，恰逢其时，颇有前瞻性。

上海具有经济发达、正值产业调整期、以外地调入电力为主、居民平均收入高和就业结构多样等特点，是试点碳交易的理想地点。

碳交易对物价的影响

东方早报：上海碳交易试点启动后，预计碳价会达到多高？

于洋：碳价格的高低、交易量的多寡，取决于碳市场所覆盖区域的经济和产业结构、经济活力水平和居民及商业用电习惯等，不能一概而论。这不应成为衡量政策成败的指标。更不应当像欧盟一样，为了抬高碳价而冻结碳许可数量，欧盟的作为干预和扭曲了市场，也等同于经济乏力时提高企业税负，对本已乏力的经济造成极其恶劣的影响。

对碳交易试点的评估，应集中在这样一些指标，如对上海能源（600508）利用效率提高是否起到了作用，是否避免了对物价、就业和经济的冲击，等等。

东方早报：中国经济处于下行期，碳排放本身在减少，上海这个时候启动碳交易市场，碳交易是否会陷入低迷？

于洋：在全球经济下行的时期，推出碳税或碳交易，需要担心的不是碳交易量是否会低迷，而应当担心是否给本已处于困境的企业带来额外的沉重负担。因为无论碳交易还是碳税，实质上还是对企业征收税赋。

更重要的是，要严密监视碳交易对物价的影响，碳排放大户要么是和民生息息相关的重点行业，如发电、石油等，要么是吸纳就业的重点行业，如制造业。对电力和石油等行业而言，消费者对这些商品需求弹性小，可替代性不强，同时这些商品是其他商品和服务的原料，对他们征收碳税或要求他们参与碳交易，极有可能造成显著的物价波动，直接影响底层居民的基本生活。

就制造业而言，对他们征收碳税，或要求他们参与碳交易，会进一步削减其利润空间，导致工人工资下降甚至面临失业的危险。

碳排放政策的定位

东方早报：上海试点，初始配额采取免费发放，你对配额水平的确定有何建议？

于洋：应当为未来可能落户的产业预留一些配额空间。总体来说，配额水平应适当放宽。当前暂不宜引入拍卖配额制度。

理论上，拍卖配额和免费发放、二级市场交易所形成的政策效果是一致的，惟一的区别是拍卖配额的所得归政府，因此更像是碳税，对企业造成的压力更大。

东方早报：上海实施碳排放交易后，需不需要借鉴国外经验，对受影响企业和家庭进行补贴？

于洋：引入碳税或碳交易后再补贴，是对市场的双重扭曲，不宜推行。碳交易本身，就能够通过市场机制促进企业选择离开上海或投入节能减排技术革新。同时，应当通过豁免与重要民生及就业相关行业的碳减排责任，避免碳交易试点冲击物价和民生。

东方早报：实行碳交易与实行碳税，哪个更适合中国的国情？

于洋：中国经济发展有着区域不均衡的特点，不宜全面铺开碳税和碳交易。中国的重点仍应当集中于节能，注重多种污染物减排的管理。要让碳排放政策，成为鼓励产业升级和转移，促进西部开发、中部崛起和东部产业结构升级的辅助性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