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24日，挪威民众聚集在奥斯陆大教堂哀悼爆炸和枪击事件中的近百名遇难者

　　2011年7月22日，奥斯陆政府办公区的一场大爆炸震惊全国，两小时后，于特岛（Utoya Island）血案更让挪威举国上下陷入无法思考、无法表达的震撼。凶手是地道的挪威人，并不隶属于“基地”或其他任何恐怖组织，对整个挪威社会来说，这是更沉重的一击。

　　在罪案剧集里类似情节并不陌生，一个高智商而反社会的罪犯，因为个人或信仰的原因，策划了惊天罪案。电影里总有道高一丈的孤胆英雄力挽狂澜，观众也并不担心罪犯会出现在自己身边，因为对人性的信心，道德底线总是要大奸大恶之人才可能突破；滋生战争和恐怖行为总需要极大的仇恨和利益冲突，而挪威在各种国际组织关于生活质量、言论自由、政府治理、幸福指数、适宜居住、人类发展的指数排名上都名列前茅。挪威政府每年用国民生产总值的2%进行对外人道援助，近年来也没有民族冲突，因此，这次大屠杀不但让挪威人震惊，大部分外国人听说后也感到不可思议。最常听到的一句评论是：北欧这块乐土也不太平了！

　　这是一起事先张扬的谋杀案。在按下引爆按钮一小时前，布雷威克把1500页的文档《2083：欧洲独立宣言》发给6000名右翼思想同情者。这个宣言的出发点是欧洲文明和纯种欧洲人面临灭绝，最大的威胁来自伊斯兰教企图同化世界的野心，从犯是目前在欧洲占主导地位的倡导多元平等社会的左翼政府。而为此书的发布所献上的祭品，是死于大爆炸和大屠杀的77个鲜活生命。

7月29日，挪威首相斯托尔滕贝格（左）参加悼念仪式后与穆斯林民众见面

　　这一刻，全世界有多少政治团体成员，媒体、警察、学者、网民，以最专注的脑力和高浓度的情感，来研读这一奇特的文本。关于布雷威克这一无可名状的精神和内心，《2083》里有不厌其烦的自我披露和高度自恋的自我采访。但是可信的成分又有多少？

　　男性的危机

　　《2083》的字里行间充满着关于性、性别角色的焦虑，精神分析家们大可以在此深耕浅犁。

布雷威克

　　安纳什·贝林·布雷威克（AndersBehringBreivik）1979年出生于伦敦，父亲延斯·布雷威克（JensBreivik）是挪威驻英国使馆的经济学家，安纳什是延斯和护士温其·贝林（WencheBehring）各自第二次婚姻的产物。布雷威克1岁时，父母婚姻解体，母亲把孩子们带回挪威抚养，父亲和新妻子争取过监护权，但是失败了。布雷威克每年和父亲一起度假，但是16岁那年，父亲和他断绝了关系，原因是他参与街头帮派涂鸦。无独有偶，延斯与自己三次婚姻的4个子女也都全无来往。延斯从电视上看到血案后，震惊地说：“他怎么不自裁了事我的下半生再没好日子过了，所有人都会把我和他联系在一起。”父亲对儿子价值裁定完全基于对自己面子的影响，从中可以看出在家族中延续的冷漠和疏离。父亲对儿子的病态丝毫没有内疚，正如安纳什用枪口瞄准某一对象时，良心上并不起一丝波澜。无论在精神上还是实际上，他都是父亲的弃儿。

　　布雷威克声称童年很愉快，但是在他的笔下，身边并没有值得尊敬的人。母亲和姐姐是激进的女权主义者。母亲的判断力和道德感一样低下，姐姐滥交得了性病，损失了健康、金钱和名誉。他认为放逸、自由化的母系氏族氛围，某种程度上把他给“女性化”了。这一种精神上被阉割的恐慌，结合他发布在视频里的制服照、持枪照，显示出他强调自己雄性特征的努力。在继父的保守派右翼政治理念中，他部分地找到了安全感。不过，继父远未够资格成为理想的男性榜样。他是个可亲的好人，但完全被生理本能控制，毕生积蓄大部分花在泰国妓女们身上。这个退休的挪威军队少校有过的性伴不少于500个，还把阴部疱疹传染给安纳什的母亲，导致她患上脑膜炎。

　　成长期没有称职的父亲榜样，显然给布雷威克造成了很大困扰。童年朋友形容他是“妈妈的小男孩”，他从未有过认真交往的女朋友，甚至被怀疑是同性恋。布雷威克在行为和言语中对男子气概压倒一切的渴望，以及人生轨道上一再展现出的认知偏离，从不同角度揭示出他在移情能力和攻击本能上的功能不调，以及对性本能的抑制。

　　另一方面，他认为白人男性才是今天的弱势群体。挪威传统上女性地位很高，因为男人出海在外，家里由女人主持。20世纪以来的劳工运动和性别平等运动，不但确保女性参政议政的比例，更把责任义务的平等落实在工作场所、婚姻和家庭内部。挪威政府和国会里，女性通常占据50%左右的职位。格罗·哈莱姆·布伦特兰（GroHarlemBrundtland）在1981至1996年间三次当选首相，在任10年，以至于她的外孙问自己的爸爸：“男人也能当首相吗？”

　　“男权运动”并非空穴来风，欧美最近出现了许多“父亲权利组织”，比如美国的“父亲权利”（Father"right）、英国的“家庭需要父亲”（FamiliesneedFather）、挪威的“父亲和孩子”（FarogBarn）。在离婚和儿女监护权上，法庭一般会倾向母亲。父亲联盟要求争取和母亲同等的权利，布雷威克主张的却是退回到传统父权社会，以最大程度增加父亲对子女的投入。他认为女权社会是导致单身母亲产生的罪魁祸首，所以，恢复对老姑娘、私生子、离婚妇女的歧视，默许父亲有优先抚养权，鼓励全职主妇，是保证家庭稳定、人口增加的良策。联系布雷威克自身经历，这个观点似乎体现出一种迂回的情感反应模式：闭口不谈个人创伤，却通过偏激的政治主张来解决内心失调。欧洲最好能倒回他从未经历过的50年代，性别在家庭、社会里的角色定义全部坚如磐石，长幼尊卑有序，多种族和文化可以往来但绝不掺杂。这个臆想中极端安全的世界，折射出安纳什内心最深的恐惧。 

7月29日，牧师安妮（左）和挪威伊斯兰会议主席（右）参加18岁少女巴诺的葬礼

　　黑与白

　　布雷威克没上过大学，他说为了写《2083》，头5年自学，半工半读。自学者分两种，一是没条件受正规教育，二是看不起正规教育。布雷威克住奥斯陆中上社会阶层聚集的奥斯陆西部，小学校友里包括国王哈拉德五世、玛莎·路易丝公主和王储哈康。同学记得布雷威克是“智商高，有礼貌”的好学生。显然，他属于自视甚高的第二类自学者。他计划自己开公司，但即使挪威商学院的本科也没有“创业”这门课，于是他选了美国洲际大学的网络课程，加上1万多小时的自学，对外宣称这等于读了两个本科和一个硕士。

　　《2083》的结构和语言风格都很接近维基百科，涉及文化马克思主义和法兰克福学派、伊斯兰宗教、伊斯兰化、欧洲抵抗运动、理想社会各方面的制度设想、军事恐怖组织、圣殿骑士仪式和识别系统等一系列编者认为相关的“知识”。细究其主张的脉络，无非是要求其所属的欧洲白人男性群体的利益最大化。比如废黜主张平等政治的左翼政府，废除讲究“平等政治”的文化独裁，停止欧洲的“伊斯兰化”，保护稀有的“北欧－日耳曼”人种等等。

　　7月22日，挪威首都奥斯陆市中心发生的布雷威克声称由他自己制造的爆炸事件，首相官邸和数栋政府办公楼受损

7月23日，救援人员将枪击事件中的幸存青少年撤离现场

　　既然布雷威克反伊斯兰化，为什么把矛头指向挪威政府和工党青年团呢？这是因为布雷威克所崇拜的一些右翼作家认为，欧洲被伊斯兰化的主要原因在于各国政府和欧盟的方针性错误。比如，锡安主义（即犹太复国主义）作家巴特耶尔（BatYe"or"）指出，欧洲为了获得阿拉伯的石油，投机地推行欧阿一体化（Eurabia），欧盟这个超级政府不但大力推动和阿拉伯国家的合作，还通过大众媒体和教育机构来美化伊斯兰教，把遭受伊斯兰教迫害的基督徒和犹太教徒的苦难一笔勾销。

　　严格说，《2083》里的观点没有一个是原创的。号召保卫欧洲－挪威文化和传统的右翼思想，对移民和穆斯林的恐慌症，支持以色列的锡安主义，宣传种族优秀论的纳粹思想，反对文化和政治精英的民粹主义，这些都早已有之。布雷威克还不加说明地从炸弹杀手卡辛斯基（TheodoreKaczynski）的长篇宣言里取来许多关键段落，唯一改动的是把卡辛斯基文中的“左翼分子”都换成“文化马克思主义”。布雷威克的独家发明，是编织了一个阴谋论，把这些声气相投的呼声裹在一起。他呐喊道：法兰克福学派、女权主义者和伊斯兰分子都是敌人！为了摧毁欧洲文明，文化马克思主义颠覆了传统欧洲文化，一手打造了“政治正确”的文化独裁；多元文化主义容忍穆斯林在欧洲地盘上大量繁殖，威胁北欧人种的高贵血统。女权主义让感情用事的女性掌握话语权，导致社会衰退，这一切都为伊斯兰教徒对欧洲发起第四轮圣战铺平道路。

　　布雷威克极其自负，他心目中的自己是无懈可击的。他出身优等人种，样貌出众（为此整过额头、鼻子和下巴），博览群书，白手创业，24岁就赚了上百万资产。他文能写书、武能杀人，他如圣徒般无私，为了拯救欧洲文明，放弃安逸生活，甘冒大风险，甘愿被万人唾弃。他是先知、作家和圣徒的三位一体，他的人生就是伟大史诗“欧洲抵抗运动”的一部分不过，“圣徒”在对非我族类的安排上，则是一派狭隘的铁石心肠。在他理想欧洲的蓝图里，“佣工阶层”可以由非穆斯林的外劳充当，只许签一年合同，每天工作12小时，居住在指定区域，期满遣返，工资照劳工所在国家的3倍计即可。在疯狂臆想和狭隘认知主导下的阅读、思考和行动，逐渐走向了知识的反面，走向一种割裂、脱离现实的世界观。

　　布雷威克大屠杀的血腥，配以他自称“圣殿骑士”的神秘组织成员身份，在案发后几天内都牵扯出无穷猜测和联想。耶路撒冷圣殿骑士团（Ordo Supremus Militaris Templi Hierosolymitani，OSMTH）的总团长迪斯尼（RobertC.G.Disney）特意声明，布雷威克从来不是，也永远不会是他们的成员。

　　这是多此一举了。首先，布雷威克所说的所罗门圣殿基督贫苦骑士团（Pauperes Commilitones Christi Templique Solomonici，PCCTS）创建于11世纪第一次十字军东征后，后得到罗马教廷承认，势力逐步壮大。1307年被法王菲利普四世下令整肃，几乎所有成员都被逮捕处死。而OSMTH成立于1804年，是在瑞士注册的普世教会基督骑士修会。他们沿袭圣殿骑士团的精神和组织构架，但早已声明并非圣殿骑士团的直传嫡系。其次，《2083》第三篇（BOOK3）就有免责声明赫然在目：以下和第二篇里提及的部分内容纯属虚构。如果欧洲真的受到威胁，虚构组织PCCTS将会怎样应对，所有行动方案也只是草拟，不会针对某政府和个人付诸实施。同时他又声明，以上说法只是为了让作者和传播者都不会因此获罪。布雷威克惯用真假掺杂、扑朔迷离的手法把水搞混。他担任了出演这个虚构情节的真实人物。他的行动日志中写道，2002年，他以挪威代表的身份参加欧洲圣殿骑士组织成立大会，组织上把编撰文献汇编这个神圣的任务交给他这个最低龄的与会代表。次年，他接受了更艰巨的任务：为这本文献汇编制作和发行筹集300万欧元资金。于是，他开始运作自己的公司，只赚了50万欧元，于是退而求其次，用低成本、高市场的计划来推广此书。同时，他对常规政治对话失望，决定采取激进方式搞革命。此后的袭击计划、制造炸药掩护、获取武器、选择袭击目标，都是忠实记录。

　　既然并没有一个圣殿骑士组织要求布雷威克写书，真实的写作动机大概隐藏在布雷威克的生活轨迹中。2003年，布雷威克作为右翼政党人民进步党的候选人，参加奥斯陆市议会代表的竞选，却因为没有获得人民进步党青年团的支持而落选。在布雷威克的头脑中，2002年欧洲圣殿骑士大会此刻从虚构变成必须“弃绝”常规政治途径，走上另一条神圣而不为人知的道路，充分满足了其难以餍足的虚荣心。虚构侵入了真实，变成肿瘤细胞，8年来逐步占据布雷威克的现实生活和人生内核。

　　瑞典精神病学家乔纳斯·埃伯哈德（JonasEberhard）指出，布雷威克要求穿着圣战骑士服上法庭，足证此人有自恋人格失调。他认为布雷威克的失调是外化的，例如妄想、自我美化、非黑即白的世界观，很多极端主义分子身上都能找到同样的特征。

　　根据心理学临床诊断中常用的罗伯特·哈尔（RobertHare）变态心理量表修订版（Psychopathy Checklist-Revised，PCL-R），反社会人格障碍（Psychopathy）的主要特征在布雷威克身上表现得很突出，这和厄贝哈德的判断遥相呼应。反社会人格障碍包括两方面特征，第一是攻击性的自恋人格。外向的反社会人格经常会表现得热心、礼貌，善于和他人互动，魅力洋溢。他们爱自吹自擂，相信自己无所不能，不愿意面对现实，有好大喜功的幻想，喜欢当孤胆英雄。其次，反社会人格障碍患者极度缺乏同理心，难以和他人建立关联纽带，无法建立道德意识。反社会人格是典型犯罪人格之一。如果说布雷威克的人格异常和思维模式给他的犯罪提供了可能，那么挪威的社会现实和网络上右翼理论和同好论坛，给布雷威克的狂想逐步注入了实质性的内容。 

　　土豆、布朗尼和超现实

　　1991年，布雷威克12岁，这一年他生活里发生了两件事：一是父亲和继母图娃（Tove）离婚。布雷威克和图娃关系一直亲密，当他的“超级计划”临近尾声，他为了保密而逐渐疏远几乎所有朋友和家人，却还一直和图娃保持着联系。其次是他加入了奥斯陆西区的嘻哈音乐群体，玩饶舌音乐，四处涂鸦。

　　“嘻哈音乐”是大城市里少数族裔青少年表达反叛情绪并建立兄弟情谊的亚文化。布雷威克写道，移民孩子够哥儿们，跟着他们混，不用担心被欺负。20世纪70年代，大量亚洲、非洲和拉美移民进入挪威，人数最多的是巴基斯坦劳工，他们的孩子多是布雷威克的同代人。挪威的移民融合措施在21世纪才刚起步，至今，挪威媒体还会把已取得国籍的巴裔移民称呼为挪威巴基斯坦人（Norsk Pakistani），而不是巴裔挪威人，挪威青年叫有色人种“巧克力小蛋糕”（Brownie）。可以想见，20年前，移民文化冲突处于多么无政府的状态。90年代，奥斯陆有两大巴基斯坦青少年帮派A帮和B帮，帮派的孩子经常从移民聚居的东城“偷袭”挪威人居住的西城。巴裔孩子称挪威孩子为“土豆”，他们洗劫挪威男孩，有时候还会调戏、强奸挪威女孩。布雷威克由此深感威胁：“这是宗教课本上说的热爱和平的伊斯兰教？”16岁以后，他“回归”挪威少年群体和文化，在“民族主义者”的位置上找到了自己。他大量阅读关于欧洲正在被逐步伊斯兰化的材料，逐渐相信伊斯兰教正在对欧洲文明发起第四轮攻击。

　　在布雷威克的世界里，恐怕已经很难找到幻觉和现实的分界。他用魔兽游戏和射击游戏训练自己的枪法；他通过Facebook寻找右翼组织成员，一天一百地加了6000多个“好友”，作为大作《2083》的发布对象；他通过网络订购二手警察服装和徽章。

一名比利时弗兰德斯地区的右翼分子展示布雷威克写的《2083：欧洲独立宣言》

　　很多人困惑于布雷威克怎么能以一人之力造成如此骇人的恐怖？其实，他得益于欧洲社会里宽泛的信用制度。比如，他在6年前登记持有猎枪，几年后如果没有犯罪记录，就可以持有更高性能的自动武器。再比如，他持有9张信用卡，透支权限可达数万欧元。欧洲开放边境还允许他开车去其他国家购买违禁武器和军火。挪威人尊重他人隐私的习惯，也使他的朋友和家人虽然感到他近年来变得沉默寡言，但也从不刨根问底。

7月25日，布雷威克（左）乘坐警车离开法院

　　在挪威，对民主和个人自由的信心是被保存得相当完整的，这在西欧国家里也很少见。当滥用自由的个案出现，作为公众安全的代理人的政府如何在个人自由和公共管控之间找到新的平衡？社会愿意放弃多少自身权益来支付公共安全的成本？这是布雷威克给他所仇恨的开放多元社会提出的新问题。

李树波